人格作用的认识③陈独秀则在鼓吹启蒙主义文学理念的同时肯定了文学“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将“文学的本义”定位在“达意状物”、“美妙动人”两个关键问题上而此二点在他看来正是文学区分非文学的标志④。对文学独立品格和独立价值的思考不仅实现了文学和非文学的区分而且引发了人们对包括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在内的各文类文体特征的着力探讨和重新体认。对文学语言形式的思考与探究胡适是用力最勤的一位。他不仅从文体的角度考察了新诗、短篇小说、戏剧等文类的形式特征而且从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角度关注文学本身的语言形式对文学本
f体的重要意义。他视白话语言为文学的“唯一利器”认为白话是一种新鲜活泼、切合思想感情的表达反映时代特点有生命力的“活的文字”这种“活的文字”才能创建“活的文学”富有生命力的新文学。对白话语言“工具”作用的认识使胡适顺理成章地提出了“以白话为文学正宗”的文学主张。胡适关注语言形式还有一个重要考虑那就是实现文学的审美化。在胡适那里形式与内容是有机统一的但这种统一是以形式为出发点的取决于作家再现或表现的特殊方式即要经过作家的“艺术”解释他将文学定义为“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⑤就体现了这种理解。19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出现的对诗歌文体的理论探讨与胡适倡导的“诗体大解放”导致的诗歌创作散文化、郭沫若式的情感宣泄带来的非诗化有关。闻一多发表《诗的格律》呼吁的新诗格律化提出“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强调诗歌的音乐节奏、词语的锤炼和诗行排列的规范化试图以此纠偏诗歌的散文化、非诗化倾向。闻一多从形式层面对齐整的诗形式进行了合理的张扬但其妨碍思想情感自由表达的流弊引起了徐志摩的警觉。他不赞成从外形上判断“某式不是诗”或“某式是诗”他提出“音节化”以救正对诗形式的机械要求因为在他看来所谓“音节化”就是“诗化”⑥。李金发在创作实践基础上形成的象征主义诗歌理论客观上也有利于克服新诗的“散文化”和“非诗化”其理论核心是对意象的强调。在他看来“艺术上唯一的目的就是创造美”而实现“诗美”的前提则是意象的暗示作用因此他将意象视为诗的生命“诗之需要image形象、象征犹人身之需要血液”⑦。李金发不再注重诗歌的描写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而只关注诗歌的意象性及由它引起的象征性本身。李金发执着于“新语言”的创造是围绕意象的表达进行的。他认为意象的表达必须出之以美的文字因而在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