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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殷商时代的遗诗遗文、神话传说等。甲骨卜辞、铜器铭文、记载中的典册文献,它们之间互相发明、互相印证,共同构建了殷商文学的历史。从此,中国文学脱离了传说的时代,步入了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新的时代。甲骨文带给殷商文学的意义,首先是它的文字载体意义。这些文字数量庞大,结构完整,它们不仅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而且已经具有相当的叙事条理,甚至有了基本的文例程式,一篇典型的甲骨卜辞会同时包括叙辞、命辞、占辞、验辞四大部分,有着完整的叙事结构,辞汇丰富,语言简洁,体现了叙事文的初步技巧,因而我们可以将其纳入早期的文学范畴,它本身就构成了殷商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与甲骨文相提并论的是铜器铭文。将殷商铜器铭文上的文字与甲骨文字进行比较,会发现二者在字形结构的组合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作为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为其书写工具不同,方式不同,记述功能不同,二者之间又有不同的文字特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殷商铜器铭文中,几十字以上的铭文很少见到,大多数只有几字,而且好多字是合体字,具有鲜明的图案特征。因而,铜器铭文代表了殷商文字书写的另一种情况。占卜在殷商王朝的生活中虽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它毕竟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在青铜器上铸字的活动更是如此。那么,当时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无数重要的事情,又记载在哪里呢?《尚书多士》曰:“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多士》为周初时文献,是周公训诫殷商旧臣的记录。“册”与“典”乃是殷商时代更为重要的文字文献。甲骨文中已经有“册”字发现。商代重要的文献资料还有“书”。《左传》中,对《尚书盘庚》多有引用,如:“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迩,其犹可扑灭?”以此可知,殷商时代记载日常政治文化生活更为重要的文献应该是这些典、册和书。现存的《盘庚》一篇完全可以作为最有力的证明。甲骨卜辞、铜器铭文、记载中的典册文献,三者共同呈现了殷商文学的书写形态。从此以后,中国文学有了自己的成熟的文字载体。文学史可以有多种断代方法,但无论如何,从口传时代进入文字时代,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飞跃。和后世文学相比,殷商文学的内容虽然还远不够丰富,文体形式也相对简单,但是它却展示了作为书写形态的早期文学的基本特征,为周代以后的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说,商代以前是中国文学的传说时代,商代以后是中国文学的文字书写时代。这就是商代文学在中国文学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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