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辞质而径”，辞句质朴，表达直率；“言直而切”，直书其事，切近事理；“事核而实”，内容真实，有案可稽；“体
f顺而肆”，文字流畅，易于吟唱”（《新乐府序》）。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具有进步意义。
1诗歌创作的缘起发于情、深于思、长于问“天地间有粹灵气焉，万类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人得之又居多。盖是气凝为性，发为志，散为文。粹胜灵者，其文冲以恬；灵胜粹者，其文宣以秀，粹灵均者，其文蔚温雅渊，疏朗丽刚，检不扼，达不放，古淡而不鄙，新奇而不怪。”（《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白居易强调外在的物质条件与主体的性意情志的统一，即作家的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他将此前的感物言志提高到了艺术哲学的地步。白居易要求文学反映现实，必须遵循“直笔”、“直歌其事”的创作原则。他在《策林六十八议文章碑碣词赋》中批评“书事者罕闻于直笔，褒美者多睹其虚辞”的现象，和元稹等一起创作新题乐府，直接实录其事，他认为新乐府“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新乐府序》）。他的《新乐府》、《秦中吟》写的都是现实中的真实事件，有许多都是他自己亲身经历的，正因为其诗“直歌其事”，指斥时政，抨击黑暗，因此遭到当权者的不满，甚至切齿愤恨。白居易为时、为事而作的诗歌理论，是对古代儒家尚用文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然而其诗歌创作和诗论中“为民请命”、揭露现实黑暗的斗争精神，则又是对儒家“温柔敦厚”诗教原则的重要突破。按照儒家诗教和《毛诗序》的精神，批评时政必须“主文而谲谏”，“发乎情，止乎礼义”，温厚平和，限于封建统治者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而不
f能过分激烈。白居易摒弃了儒家文论中保守、消极的内容，发展了进步积极的内容，《与元九书》说：“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白居易的这一思想以及其创作实践，显然超出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论准则，具有新的理论内容和积极的现实意义，是他对儒家诗论的重要发展，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诗歌本体之分析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白居易所谓的“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即把作品的感情和思想内容比作“根”、“实”，把作品的艺术形式比作“苗”和“花”。这种比喻，反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