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不能用政府的社会服务水平较低来推论中国是高税收负担国［1］。而李波的判断正相反，认为评判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根本标准取决于是否提升人民福利，既然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发达，就可以认为中国宏观税收负担较高［4］。
除了对宏观税收负担进行判断外，一些学者还利用其他指标对中国税收负担进行判断。如荆霞等［5］、孙琳琳和任若恩［6］测算了资本的边际有效税收负担，刘溶沧和马拴友［7］、刘初旺［8］测算了以资本、劳动和消费为税基的平均税收负担，孙玉栋［9］测算了各税种的税收负担，杨之刚等［10］测算了微观企业的增值税和所得税负担，王韬和萧艳汾［11］测算了行业的税收负担。但是，即使是这些多角度研究，也没有明确地判断出中国税收负担高低与否。
为什么仅是一个数据指标的税收负担会引起那么多的争议？主要原因在于：判断税收负担不能脱离对财政资金用途及支出效率的分析。这是因为同样一笔资金，如果在公共部门手中比在私人部门手中更能实现如促进经济增长、公平分配、保障民生等目标，那么即使是税收占GDP的比率较高，也不能轻易断言税收负担过重。如发达国家税收比率一般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但是他们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比较发达，因此不能简单地通过国际比较，得出发达国家宏观税收负担重的结论。但是，如果通过分析财政资金用途及支出效率来判断税收负担高低，那么各种研究的争议会更大。其他的难以判断税收负担高低的原因还有：衡量税收负担的指标有多种，不同研究者分析的角度不同；一些税种的税收负担可以转嫁，名义税收负担与实际税收负担可以不一致；税收负担高低与否是通过比较得来的，但是不同经济体的比较基础往往差异较大。由于这些原因，尽管中国税收连续多年以高于GDP增幅的速度增长，但对中国税收负担的高低仍存在较大争议。
由于税收负担合理与否，对落实科学发展观、确保政府满足公共需要的财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保证政治稳定等诸多问题都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对中国税收负担进行多角度分析，从以下方面对既有文献进行拓展：一是根据OECD国家测算税收负担的经验［12］，运用多个指标对税收负担进行综合判断，从方法论角度提出判断税收负担的新方法；二是探讨每个指标的隐含比较基础，指出以往国内学术界在研究中易忽视的问题；三是研究税收负担上升趋势下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动。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上述提出的引起税收负担争议的原因，本文也不给出中国税收负担高低与否的判断，只是通过多方面测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