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民歌在汉武帝之后亡佚很多，但仍有很多优秀的民歌经受住了大浪淘沙而得以传唱后世，这其中尤以《陌上桑》最为著名，崔豹的《古今注》记载：“《陌上桑》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郸人，有女名罗敷。”该诗通过人物语言和行动塑造出了一位贞刚果敢、机智洒脱的女子形象，展现了燕赵人民的磊落豪爽、重情守义的优秀品格。
汉末以降，邺城逐渐成为曹魏政权的中心。虽然以曹操为首的邺下文人大多并非燕赵之士，但他们在长期的征战中，足迹却踏遍燕赵的山河土地。可以说正是燕赵的风物人情丰富了他们创作的艺术特色，并反过来对燕赵地域的诗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张华、张协等燕赵籍的西晋著名文学家都是在邺下文人所创造的文学氛围中成长起来的。
进入北朝以后，是燕赵文学最具特色的时期。随着鲜卑等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的融合，少数民族民歌的苍劲激昂、朴质天然的风貌受到燕赵地域文化的浸染后，形成了题材广泛，感情真挚纯朴，风格清新自然、热烈活泼的北朝民歌。其中最著名的是《敕勒歌》。那“天苍苍、野茫茫”辽阔无垠的北国风光正是燕赵人民开阔胸襟、爽朗情怀的自然体现，是燕赵地域文化中慷慨豪迈、重乎气质等特点的最纯朴的表现。
自先秦以来，燕赵地域战争便时有发生，因而产生的边塞诗历代不绝，进入唐朝以后，许许多多的诗人无论是贬谪北疆，还是到边塞的节镇幕府入幕或是漫游，都使边塞诗成为唐诗中重要的一种题材而远胜前代。从唐初开始，唐朝诗人便往赴幽蓟，对边塞的风物、地貌、人情都十分熟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盛唐时期的边塞诗人高适和他的代表作《燕歌行》。高适其人慷慨有奇志，狂放而尚气节，出于行伍，曾两次深入幽燕，而使其诗纵横顿宕，沉雄浑厚，殷在《河岳英灵集》中赞其“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与边塞景物共同构成一幅幅气势磅礴、格调高远的燕赵画卷。
燕赵地域文化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对某一时期诗人群体的创作上的影响，而且还体现在对诗风转变、披荆拓路的影响。随着诗歌自四言而趋向五言、七言在体势上的完备和自然律向人为规范的四声、平仄转变以后，在南朝末期至隋唐初期，诗歌逐渐着重于艺术形式。致使永明体、宫体诗一时瑜亮，此时的诗歌走向愈趋狭隘。在此不破不立的历史转关之际，正因有了初唐四杰和陈子昂先后提出作诗应有刚健骨气，复兴风雅、追足建安等诗美理想，才使得唐初诗歌“由宫廷走向市井”，“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并为盛唐诗歌繁荣的到来铺垫了广阔而坚实的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