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的土地上，一座座厂房、一幢幢高楼林立的同时，出现了大批由政府组织的失地农民拆迁安置小区农民集中居住区。大批农民在失去土地后，在政府整体迁移的安置政策主导下，被动地安排进入城市，一改过去村落散居的生活状态，转变为现代小区聚居，同时身份也“农转非”而成为城市居民。不可否认，农民集中居住区的发展是顺应社会文明和城市发展进程的过程，它的出现推动了失地农民的职业转换，使得失地农民得到了生活质态的提升和城市文明的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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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亮．社会转型中社区治理的发展历程与困境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5（5）．
f从原先的分散居住到现今的集中居住，这一生活形式的巨大变化已经更加细化、重点地体现在了以安置聚居小区为主体的社区生活之中。本身社区层面就是人们针对切身需求和贴身公共事务最有发言权，也是最能形成自我解决的办法层面。与此同时，由于安置小区附近工业化的加速发展，安置小区优越的地理环境、便利的交通条件、低廉的租住与转让成本等优势，农民集中居住区吸引了大批外来人口的入住。使得现今的农民集中居住区，承载了“农转非社区”和“移民社区”的双重定义，这也为农民集中居住区这样的过渡型社区的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根据历时8个月的调查与访问苏南若干典型的农民集中居住区（苏州、常熟、张家港、常州、南通），了解到在苏南城市化进程中，居民对整个社区治理的满意度还是比较令人欣慰的，73的居民表示非常满意，387的居民表示满意，453的居民表示一般满意，三者累计高达913的满意度。我们了解到在安置失地农民过程中，各地区政府按照人口来计算对农民的征地补偿费用，一般情况下，平均下来每户人家能够分到23户住房，多余的住房，居民大部分选择出租或转让以增加生活收入，这也是“农转非”居民面对陌生的城市生活压力下的一种自然行为。这也就不足为奇地出现了位于苏州市工业园区的莲香小区“安置的农民为6500人，实际居住了12万人”的现象。再次，根据课题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农民集中居住区的居民的文化水平较低，大专及以上文凭的仅占372，收入水平也偏低，月收入小于等于2000元的居民高达632，又加上人口结构复杂，新市民对陌生的居住环境，还有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巨大改变，随之带来心理思想和观念的转变。这样失地农民与外来人员共享的统一标准、统一地点、统一规划的集中居住小区的治理，是比城市中成熟社区和精英社区更加复杂困难的课题，也是对传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