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压力将进一步趋减，货币和信贷政策的操作空间更加灵活。一方面，2011年8月以来，抑制通胀的效果逐步显现。CPI月度环比增速连续下降，国内通货膨胀压力明显缓解。另一方面，外汇占款增长大幅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截止到目前，欧元区外围国家的债务危机尚未得到很好解决，包括中国在
f内的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净流出状况预计短期内不会明显改善。2012年，新增人民币信贷适宜规模预计在85万亿～9万亿元，再考虑到直接融资市场发展可能提速，对应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应在18左右。目前，我国传统产业的产能严重过剩，新兴战略性产业没有取得重大突破，大规模产业化应用的新兴产业设备投资机会还没有出现，预计至少在未来一两年还不会出现世界性企业新一轮固定设备更新投资高潮，因此未来五年我国将处于朱格拉周期的低谷向复苏过渡阶段。我国房地产从1999年房改后也经历了连续11年的建筑周期上升期，未来几年可能仍然需要经历“库兹涅茨”周期的调整期。上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对经济增长的刺激“红利”已经退潮，新一轮科技革命还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世界经济正处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下降阶段。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看，总供求之间严重不平衡决定投资与消费比例需要向合理的水平回归。长期以来，我国投资率保持了高位运行，2006～2009年平均达到437的高位。长期高投资形成了规模巨大的产能，与社会的消费能力日渐脱离，进而导致总供求之间严重不平衡。在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外需保持低速发展的条件下，要求投资有所放缓，投资与消费比例向合理的水平回归。另外，我国投资长期保持高增长是以资源能源的高投入为支撑，“大进大出”以为发展模式，形成了大量附加值低、污染重、资源消耗大的生产能力和产业体系。因此，原有发展模式所支撑的高投资率对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以及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极为不利，必须有所降低。但同样需要
f看到，未来五年，我国城镇化仍将处于加速期，每年将新增900万人就业，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不断改善民生、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落实鼓励民间投资的“非公36条”、深入西部大开发战略等区域发展规划、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等政策措施，都将对投资发挥支撑作用。根据模型测算，到2015年，投资率将由2009年的475下降到45左右，投资增速将由“十一五”平均262左右下降到20左右。未来五年，我国仍处于危机后经济复苏期，前期由于政策刺激力度逐步减弱导致投资增速下滑较大。随着经济复苏进程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