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院校加强“一带一路”语言及文化研究的必要性
自一带一路（以下简称带路）构想提出以来，语言和文化差异可能给该战略在北线（中、东欧）、中线（西亚、北非）、南线（南亚），以及被文化地理学忽视的大洋洲和北冰洋方向的发展带来的困扰开始成为学界关注的对象。研究欧洲、俄罗斯、北非西亚、亚撒哈拉非洲、南亚、东亚、东南亚这七个可能存在文明冲突的文化区的文化特征，进而为带路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具体的文化参考已势在必行，而这恰好是从事外国语言文化研究的外语院校的优势所在。
一、共识的达成离不开对相关国家或地区语言的掌握
语言研究在国家战略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推进汉语国际化进程以强化语言文化传播能力）和软实力提升（拓展中华文化的对外影响）两方面。尽管目前世界上有英、法等通用语言可帮助我们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进行基本的交流，但比起直接使用带路相关国家与地区的语言以增进相互间理解、认可进而达成共识来，不足之处还是相当明显的。由此可见，带路已对我国的语言能力储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大力培养沿线国家语言人才的同时，针对汉语、少数民族语言和外语这三大类语言本身的研究也亟待加强：唯有如此，不光描写带路沿线国家语言现象得以成型，剖析其语言文化、语言应用、语言政策亦能成为现实。
二、语言生态环境的维护离不开对中国周边语言资源现状的厘清
我国周边国家所使用的语言约30种，它们与中国语言要么有同源的关系，要么有接触的关系。分析这些语言的内部构成，调查其社会应用的状况，利于推进对同一民族语言分布在不同国家后形成的语言变体跨境语言的研究。
跨境语言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了国家的安全问题：一方面，民族认同感早已存在于带路区域内的边境民族之间，而在对外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这种认同感会随着跨境语言的广泛普及，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国与国之间应有的界限，这种情况若无法得到合理的引导，就有可能对国家的安全造成影响甚至是危害；另一方面，与境外相同民族相比，我国少数民族在运用本民族语言以及掌握国家通用语的水平上也有差距，而这一切都有可能为会给境外同一语言来填补跨境语言社区里的语言文化真空创造机会。因此，维护国家交往过程中正常的语言秩序，确保语言与意识形态正常的关联，是包括外语院校在内的语言文化研究机构在保护语言生态环境方面应尽的义务。
就目前中国语言学界而言，针对国内跨境语言的研究已不少见，但对境外跨境语言的调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