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向儒术。随着政治、经济和思想条件的成熟，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政策便被汉武帝所采纳了。中国封建社会终于找到了儒家作为上层建筑，儒家便成了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思想支柱。
“独尊儒术”政策的实施汉武帝即位之初，便倾向儒术，赵绾、王臧等都以文学为公卿，议立明堂，《诗经》专家申公巳八十多岁，武帝派遣了特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去迎接他。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专置五经博士，把原有的诸子传记的几十个博士都罢免掉，这是“独尊儒术”政策最显著的最重要的表现，儒家的诗、书、礼、春秋、易这五种著作被尊崇为经亦目此始。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更进一步地贯彻这个政策，开办太学，以研究儒家经学，造就儒家冶术人才，同时又在选拔人才方面，立贡举的制度，设置孝廉、秀才等科。从此以儒术为利禄之途，一般地主阶级子弟要做官就要学儒术，在朝廷的奖励下，经学便发达起来了。自汉武帝至西汉末，百余年间，经学极盛，经学大师前后多至千余人，有些经书的解说多至百余万言。经学的发达，对于当时学校的发展及统一教材，统一思想等方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经学除了在学校研究之外，两汉有些皇帝也往在召集一些儒家进行讨论，以表示提倡儒学并藉以统一对于经学的解释，达到统一思想的政治目的。最重要的两次经学会议，第一次是汉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召集诸儒论五经异同于石渠阁；第二次是，东汉章帝建
f初四年（公元79年）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讨论了几个月之久，这两次讨论的都是今文经学。第二次讨论的结果还编成了《白虎通义》（又名《白虎通》或《白虎通德论》），这部书综合了今文经学各家的主张，制定了有关经学的标准答案，把封建的三纲六纪法典化了。今文经学向着烦琐与迷信两个方向发展，大大有利于进一步地统制思想和巩固封建统治。从西汉末年谶纬之学逐渐盛行，到了东汉尤加提倡，成为主要的上层建筑。
古文经学从西汉末年发生以后，到了东汉逐渐发展起来，大师辈出，学术地位压倒了今文经学。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真正区别不在于文字上一为今文（汉时通行的隶书），一为古文（战国时东方各国通行的文字，秦时巳废，故汉朝人称为古文），更重要的是对于五经的解说不同。战国时期用古文写的儒家著作，汉时学者非由经师读解便看不懂，但因“读者不同，故其说不同”。而读者（即解说者）在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倾向又不同，于是经学的今古文之争便出现了。大体地说，今文经学的迷信色彩浓厚，表面上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