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谈过这些有趣的细节，她话锋一转道，萨克雷逝世于1863年12月24日，只活了52岁，“我比他长寿，只不知归去的日期是否会相近”。她这句近似黑色幽默的话语，令在场的人不知如何应答。同钱先生一样，她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只重今生，不信来世，也从不忌讳说“死”。十年前，她扛住失爱女和丧贤夫的巨大精神压力，“投入全部心神”翻译出版了柏拉图讨论生与死对话录《斐多》。此后，她还撰写过一篇专门谈“死”的文章，将人生的真谛阐释得极为透辟。她对我们说：“我现在患有心衰。这个病有两大好处，一是不传染，二是死得干脆，自己不痛苦，也不麻烦人。”这种豁达的人生态度，印证了她笔下的那些文字，令人不禁肃然起敬。钱先生生前同杨先生达成共识，将他们的全部稿费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奖励好学上进、成绩优秀、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2001年9月，这笔基金启动，据报道，总金额是72万元。可是，近日有报道说，捐款金额是800多万元。董衡巽就此请教杨先生。杨先生说，两个数字都不算错。前一个是设立奖学金之初的数字。因为他们两人将著作版税也都捐出，估计现在总额将近一千万。为什么将版税也都捐出呢？杨先生说，她现在的退休金每月几千元，根本用不完，“又不想做守财奴，还要那些版税做什么”“不做守财奴”这句话，使人不由。想起钱先生生前说的那句话：“我姓钱就够了，还用喜欢钱么。”可敬的钱杨两先生，处世为人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杨先生捐出稿费和版税后，还计划将一些收藏捐出去。有一次，我们向她请教客厅西墙上悬挂的那帧篆体条幅的来由。她说，那是晚清金石学家兼书法家吴大的亲笔。说到这里，她从书柜中拿出一方石砚。砚台不大，看上去很普通。她说，这方石砚的题款也出自吴大之手，她一直珍藏着。而就在她打开石砚的盒子时，我发现里边压着一张白纸条，上面写着：此砚为张之洞所用，捐给国家博物馆。一行端庄清丽的小字，分明是她老人家的亲笔。这方砚台的详细来历，我没有来得及询问。这也许是她收
f藏的最珍贵的文物，已准备好在身后捐献给国家。老人家为人慷慨，但自奉甚俭。一次，她发现我带来用作笔谈的纸张是完好的尚未用过的白纸，就坚决不让用，而要我用她放在茶几上的发黄的旧纸。那是一叠她使用过的草稿纸，翻过面来整整齐齐地钉在一起。她说，读书人应该爱惜纸和笔。她的教诲令我汗颜，永铭于心。她这次同我们四人晤谈，穿着老式的短袖上衣和洗得有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