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电影创作的多元化发展
众所周知，中国西部电影的创作勃兴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4年3月6日，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召开的年度创作会议上，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首次倡导“面向大西北，开拓新型的‘西部片’”，鼓励西影厂“先从银幕上开发大西北人的精神世界”，努力拍摄出“有自己特色的‘西部片’”，并认为“中国也可以拍自己的西部片”。①此后，他又在《为中国“西部片”答大众电影记者问》、《鸟有喙》、《勉为〈西部电影讨论集〉作序》、《〈西部电影讨论集〉序》等文章中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关于创作拍摄中国西部片的一些见解，从而使其倡导的观点更加明确而清晰。20多年来，钟惦的这一倡导不仅促使电影创作界相继拍摄了不少特色鲜明的中国西部片，逐步建构了一个引人瞩目的创作流派；而且也促使电影理论界加强了对中国西部电影创作的关注和探讨，逐步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自1984年以来，中国西部电影的创作长盛不衰，虽然也有高潮和低潮，但各类西部片的创作拍摄却从未中断过，先后出现了不少特色鲜明且颇具影响的作品。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人生》（1984）、《黄土地》（1984）、《默默的小理河》（1984）、《猎场札撒》（1985）、《野山》（1985）、《盗马贼》（1986）、《老井》（1987）、《红高粱》（1987）、《黄河谣》（1989）等影片，还是90年代的《双旗镇刀客》（1990）、《陕北大嫂》
f（1991）、《秋菊打官司》（1992）、《黄沙青草红太阳》（1994）、《孔繁森》（1995）、《一棵树》（1996）、《一个都不能少》（1999）等影片，抑或是新世纪以来的《押解的故事》（2000）、《我的格桑梅朵》（2001）、《美丽的大脚》（2002）、《天地英雄》（2003）、《可可西里》（2004）、《静静的嘛呢石》（2009）、《西风烈》（2009）等影片，均各具特色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上述影片通过不同的题材样式，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表现了中国西部的历史与现状，展现了西部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描绘了西部人的生存状态和理想追求，揭示了西部文化的内涵，并在电影语言上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与探索，从而使中国西部片成为中国电影创作中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色最为鲜明的新品种。从总体上来看，中国西部电影的创作虽然借用了美国西部片之名，不少影片也学习借鉴了美国西部片的叙事方法等艺术技巧；但是，中国西部电影并没有完全拘泥于美国西部片的创作模式和类型元素，亦步亦趋地进行照搬和模仿；而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本土文化的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