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翻译理论流派
在两千多年的中外翻译史上，有许多著名的译者在艰辛的翻译工作中总结经验，阐发观点，不断探讨，深化认识，形成了一家之言，或洋洋大观，或疏疏片语，不乏真知灼见，从某一个角度揭示了翻译活动的特点与规律，形成了我们今天研究翻译，从事翻译实践的宝贵财富。
在中国，有明确记载的翻译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之后，公元六十五年前佛教传入我国，佛经翻译历时千载，东汉开始，魏晋发展，唐代极盛，北宋式微，元后尾声。期间，涌现出了大批卓越的翻译大家，如支谦、道安、鸠摩罗什、彦琮、玄奘等其译论涉及译文的文质之辩，胡汉语言对比及翻译中的变通，理解原文和表达中存在的困难，文体风格的重要性，音译的原则等等。明末清初，外国传教士与我国的文人学士合作翻译了许多科技书籍，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后，翻译逐渐成了众多爱国志士抵御外侮的利器，林则徐、严复、林纾等引进翻译了大量军事、社科、文学材料，严复创造了“达旨”的译法，林纾则强调主观感情的投入和与原作人物心灵交汇的重要性。五四运动后，鲁迅林语堂等大量翻译国外作品，鲁迅认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面当然力求其易解，一面保存着原作的丰姿。”（陈富康2000：299）他还认为“欧化”“洋气”可以输入新的表现手法。林语堂总结了翻译的三条标准：忠实、通顺、美。新中国建立后，翻译事业得到重视，进一步发展，傅雷提出了“神似说”，钱钟书则提出了“化境说”，丰富了译坛。
在西方，对圣经的翻译也形成一次早期的翻译高潮，这和我国的佛经翻译高潮十分相似，都是由宗教经典翻译所形成的翻译高潮。宗教文本的神圣性和神秘性使得译者难以摆脱“字对字翻译”和“意对意翻译”的反复争论。西方翻译理论体系主要是由两条线构成：文艺学翻译理论路线和语言学翻译理论路线。前者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学艺术，翻译的重点是进行文学再创作，原作的文学特色必须受到重视，译文要符合译语的规范，译者要具备相应的文学天赋；后者关注的是语言，它将翻译和语义、语法功能、语言结构特征等结合起来，目的是要产生一个与原文对等的译语文本。（谭载喜2004：6）
西方文艺学派翻译理论家多关心经典文献和文学作品的翻译，他们争论的核
1
f心是字对字译和意对意译或直译与意译孰是孰非的问题，他们讲究译文的风格和文学性，要求译者具有文学天赋，认为翻译是艺术，重点是进行艺术的再创造。
古罗马翻译家在对待如何处理被征服的希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