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太史公说：“先人有过这样的话：‘从周公死后五百年而诞生了孔子，孔子死后至今也有五百年了，有谁能继承圣明时代的事业而订正《易传》，续写《春秋》，探求《诗》，《书》、《礼》、《乐》之间的渊源呢？’他的意思是完成这一事业当在此时吗？当在此时吗？我怎么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上大夫壶遂说：“当初孔子为什么写《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董仲舒先生说：‘周朝的政治衰落废弛，孔子做鲁国的司寇，诸侯陷害他，大夫们掩蔽他的贤能。孔子知道他的话不被人采纳，政治主张无法推行，便通过褒贬二百四十二年之间的大事，作为天下人行动的标准，讥评天子，斥责诸侯，声讨大夫，以此来通达和阐明王道罢了。”孔子说：‘我想与其将我的褒贬态度作为空话而记载下来，不如表现在具体事件中更为深刻切理，鲜明晓畅。’《春秋》，上则阐明三王的道理，下则分辨人世各种事体的准则。辨别疑惑难明的事物，弄清是非的界限，确定犹豫不决的问题，表扬良善，批评邪恶，尊重贤才，鄙薄不肖，恢复已经灭亡的国家，延续已经断绝的世系，补救弊端，振兴荒废的事业，这些都是王道中的重要内容。《易》是显示天地、阴阳、四时、五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