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老王经济关照与心灵相隔
文章开篇就交代了“我”和老王的关系：“我”是坐车的，老王是拉车的，“坐”和“蹬”是不平等的，我们是主雇关系。一个“常”字交代了“我”照顾老王的生意，这也是老王对“我”感激不尽的原因之一。不同阶层的人认识基点存在差异，情感交流必然存在“隔”的状态，所以“我”和老王之间的交流仅限于无话找话的“说着闲话”。老王也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这样的一种“珍惜”：“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送钱先生上医院，“坚决不肯拿钱”，“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老王之所以如此，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与杨绛一家的交往中，他感觉到了一种从他人那里未曾感受到的温暖和亲近，所以这种发自内心的帮助与钱无关。尽管有些时候“拿钱”，但并非出自他的本意。也正是这样的温情，使得老王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获得一种心灵的寄托。
f“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这里的两个“赶忙”含义不同。老王是知道杨绛“转身进屋”的动作意味着什么，这是老王不愿接受的。杨绛并没有理解老王的心情，“免得托人捎了”，则强调非给钱不可。出于一种自然反应，面对“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的老王，杨绛“害怕得糊涂”了，一心想到的只是赶紧打发老王走，而打发老王走的最好方式就是钱物两讫。老王知道自己行将就木，他之所以拖着“直僵僵”的病体，最后一次来到杨绛家，很显然有他内心的考虑，弥留之际要向“我”一家做最终的告别。然而，他的苦心最终遗憾地为杨绛所误解（或者说是拒绝），使其成为一场简单的经济交易。他与杨绛一家毕竟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杨绛与老王之间内心深处的隔膜显而易见，双方对他们之间交往的理解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知识分子和底层劳动者在文化上、心理上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隔着一层“厚障壁”。所以，刘禹锡宣称“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贾府的焦大不爱林妹妹。同样，“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杨绛不可能和没有文化的老王有什么共同语言，有过多的交往，更不可能成为知心朋友或亲如家人，只能“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杨绛写知识分子与劳动者的关系并非《老王》一篇，诸如《杂忆与杂写》中的《林奶奶》《顺姐的“自由恋爱”》《阿福和阿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