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的问题是:为什么科学技术在古代中国领先于西方,但在近代中国却落后于西方呢?爱因斯坦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人顺从自然而未发现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而西方人对抗自然却发现了这两种方法?对于这个问题,冯友兰先生在其《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以及其后的哲学论著中给出相当清晰的回答。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把思维方法的倾向性归结为追求幸福的倾向性,又把追求幸福的不同倾向归结为不同的生存环境。为什么中国没有近代科学?九十多年前(1921),26岁的冯友兰作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生(师从杜威先生),在系会上宣读了一篇文章,题为《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此文于次年正式发表于美国的《国际伦理学杂志》。重读此文,其论证的深刻性和系统性仍然令笔者受益良多,赞叹不已。这篇文章所提出和回答的问题使人不禁想起闻名遐迩的“李约瑟问题”。该问题是由著名的英国科学家和科学史学家李约瑟(JosephNeedham)在其1954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
cea
dCivilisatio
i
Chi
a,直译为《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一卷中正式表述的,以后又不断地重申这一问题。“李约瑟问题”正式提出以后,在国内和国际上引起热烈的讨论。不过大量资料表明,类似的问题和讨论早已出现,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可以说,李约瑟不过是以中国科技史的西方专家这一独特身份重提这一问题,使这一问题更为引人注目。关于该问题早已有之的一个最好例证是,爱因斯坦在李约瑟正式表述此问题之前就讨论了此问题,并给出他自己的解答,而李约瑟后来得知后给予反驳。另一个有力的例证是,李约瑟正式提出此问题的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参考资料中包括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而冯友兰在这本书中包含了他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中所表达的观点。有资料表明,李约瑟读过冯友兰这篇文章并持有不同看法,而这正是他最初思考“李约瑟问题”的诱因之一。(参阅王钱国忠编:《李约瑟画传》)当然,不容否认的是,李约瑟对这一问题赋予了一定的新涵义。其新在哪里,是对还是错?“李约瑟问题”和先前的类似问题之间是何关系?“任鸿隽问题”与“李约瑟问题”有关资料表明,类似于“李约瑟问题”的问题早在“五四”前后就被中国的学者们明确地提出并系统地讨论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任鸿隽(18861961)在1915年《科学》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说中国之无科学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