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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是广义的“富民”。
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特别重视富民的重要性。孔子的学生端木赐问孔子如何为政治国,他回答:“足食,足兵,民信之。”从孔子的回答中,他将“足食”放于为政治国的三大基本纲领之首,而“足食”的本质就是富民。后又提出了“先富而后教”的治国思想,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对富民的重视。孔子思想的继承者孟子认为:“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通过“富民”才能“养君子”。
法家的另一大系统东国法家与秦晋法家截然相反,强调富民的重要性。由西汉末年刘向整理编定的东国法家著作《管子》一书指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荀子。荀子总结和批判了前人的富国富民思想,融儒家和法家在富国富民问题上的积极主张为一体,提出了颇具特色的“富国”主张。他对“富国”下的定义是”兼足天下”或“上下俱富”,即同时包括“足君”或“上富”,又包括“足民”或“下富”。但又说:“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从中可以看出,荀子也具有十分明显的富民倾向。
汉初黄老之学的代表人物陆贾面对汉初经济凋敝的情况,主张“损上而归之于下”,认为先民富才能国富。另一代表人物淮南王刘安提出“安民足用”论,反复论述民富对巩固国家政权的重要性,指出:“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贾谊提出“富安天下”的口号,认为欲安民必先富民,“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东汉王符认为治国应“以富民为本”。
西晋傅玄指出:“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而从教;贫则危乡轻家,相聚而犯上。饥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明初方孝孺也认为:“天下何患乎无财,能养民而富安之,不求富国而国自富矣”。清代著名思想家唐甄继承了中国古代“仓廪实而知礼节”,“民富而后国治”的思想,指出:“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
2中国古代富国富民思想的分析
21富国思想的分析
富国思想的利益主体是指求富对象,也就是为谁求富、使谁致富。中国传统的富国思想中“国”分为两种:一个是指整个国家,另一个是指国家政权及统治集团。在先秦时期,诸子几乎都是主张使整个国家富起来的。但到了西汉时期,桑弘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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