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
第一章
一、文学的自觉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从经学中彻底解脱出来，实现了自身的自觉发展。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服务于政治教化韵要求减弱了，文学变成个人的行为，抒发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情感。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都能敞开胸怀，无拘无束地抒写自我，显示自己的个性。因而文学本身固有的特色即抒情性，更加鲜明突出。这主要体现在诗、赋等文学作品抒情性的加强上。如潘岳善写哀情；左思则善于咏史；刘琨善为凄厉之辞，自有清拔之气；郭璞则善以游仙形式，来慨叹咏怀。西晋末至东晋，玄言诗占领诗坛，抒情文学走向低谷。但到了南北朝时，文学的抒情性又加强了，而且比以往更为突出。这时的作家都重视自我感情的抒发，即使同是一情，也能写出各种细微差别。例如同是“恨”，江淹的《恨赋》就写出了各种“恨”状；同是“别”，其《别赋》就写出了种种“别”情。儒家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观念在此时几乎已被淡忘了。作家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写出了独特的感情内蕴。陶渊明写他鄙薄官场、向往真淳之情；谢灵运写他“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胜”的矛盾；鲍照抒发他的豪迈与愤懑，庾信写他的沉痛与哀伤；宫体诗人也宣称“文章且须放荡”，要尽情显示自己的真情实感。由于这时的作家大多数都独抒情愫，自显性灵，因而促进了作家各自独特风格的形成。以建安而论，曹操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丕则如幽闺思妇，流丽婉转；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刘桢则高风跨俗，挺拔清奇；王粲捷而能密，苍凉悲慨；蔡琰则长于叙事，凄婉深长。建安以下，阮籍之遥深，嵇康之清峻，陆机之华美，左思之雄迈，刘琨之悲壮，陶渊明之恬淡，谢灵运之典丽，鲍照之俊逸，庾信之清新，各具风格，自成一家。这种创作风格的多样化，正是文学自觉的表现。这一时期，文学的地位被抬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而在此前，文学是难人人生行为的“正道”的。在孔子看来，“行有余为，而后学文”，不把文学作为刻意追求的东西；先秦儒家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中的“立言”，主要指的还是“成一家之言”的“言”，还不是文学这一语言的艺术。身为帝王之尊的曹丕如此看待文学，这对文学的发展无疑给予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一时期，人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