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欧洲曾掀起长达百年的“中国热”。不少欧洲人如醉如痴地欣赏和赞美中国文化，将中国看作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国度。1516世纪，欧洲人对外殖民、扩张，打破了东西方长期彼此隔绝的状况；16世纪起，欧洲人开始大量进入中国。大批精美的中国商品连同商人和传教士对中国的宣传让欧洲人发现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新世界。所以说：没有欧洲商人和传教士来华，就不会有欧洲的中国热。
欧洲的“中国热”有两个层次：俗的层次和雅的层次。俗层次对中国的兴趣偏重于物态文化，也就是推崇中国的一些器物以及一些习惯。雅是指学者、思想家等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关注和研究，不仅表现为对中国的理性思考，还将中国作为参照，探讨欧洲的诸多问题，从而显现了中国文化对欧洲思想的影响。18世纪的‘中国热’不是一般意义的热，它是中西文化的一次大规模接触和交流。
在元代以前，西方人对中国所知甚少。直到忽必烈的骑兵横扫欧洲大陆时，西方才知道中国的真实存在。13、14世纪之交马可波罗的历险，反映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但只是个别人的行为。官方行为约两个半世纪后，即1583年才获明代万历皇帝的准许。在这前后葡萄牙、法国、意大利等国都派出了传教士来中国。其中最成功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中叶，中国学在欧洲成了热门
西方传教士出于达到更有效的传教布道的目的，对中国国情进行了可以说全方位的了解。不仅是典籍，对中国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天文数学、科学技术、医学、农业、园林等等都进行了研究，出版了不少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许多人因而成了了不起的学者。
政治上，启蒙运动提倡的是理性主义，而启蒙思想家理性主义的偶像就是孔子，他们向往的理性精神就是东方世界。伏尔泰非常认可孔子的学说，他在《哲学辞典》中提出了“常识不平常”“自从开天辟地以来，还有什么道德准则比它更美我们必须承认，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比孔夫子更有价值的立法者了。”“我认真地拜读了他的著作，并做了笔记，我觉得他诉诸道德，而完全没有对奇迹的说教或对宗教的借喻。”伏尔泰还质疑欧洲的君王们：你们在听到中国以德治国，哲人受尊敬的事例之后，该有何反应你们应该“肃然起敬，感到脸红，但更重要的是要学习摹仿”。伏尔泰认为，中国人讲“天”和“理”，既是“万物的本源”，也是中国立国古老和文明悠久的原因。“中国的历史从一开始就写得合乎理性”，中国哲学中的一切都没有任何“神奇的意味”，合乎自然。的确，“在以中国的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