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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德治。正如上述一系列恶性事件的出现，其本质已经不单单是法律上的问题，更是凸显了社会整体道德的崩溃，成为社会学大师涂尔干所说的伦理体系丧失的“失范社会”。在这方面，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司法教育都难辞其咎。如果一个人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就能坚守最基本的人性，那么他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绝对不会手拿屠刀，对弱小的生命去讨所谓的“公道”如果学校更多关注未成年的思想品德，而不是分数的高低，那么就不会在他们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得以形成并逐渐成熟的阶段，丧失对基本真善美的判断如果社会能够更多地关注到弱势群体的需求，不会出现唯金钱论、唯权力论，唯名利论的“路径依赖”，那么也不会有那么多走投无路的人选择以暴制暴如果司法教育不是以惩罚为导向，而是更多关注越轨的人是否真正认识到错误并真心悔改，那么就不会出现犯罪分子出狱不久就再次走上不归路。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道德的沦丧就不仅仅是法律的缺失，更是人性教育的失败无论人性是善还是恶，其实都是可以变化的。恶人可以从善，善人也可能作恶。而引起这种变化的无疑要靠道德和法律。“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是最低的法律”，所谓自律和他律相结合即是此意。此外，作为媒体，实在是很有必要进行积极的引导：不管犯罪分子的原因如何复杂，处境如何艰难，都有必要引导公众去谴责极端恶行事件本身。同样，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努力做一个有良知的人，有道德的人，“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少说大话，多做实事，少一些暴力的泄愤，多一些理智的建言：因为我们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我们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我们是阳光的、积极的，中国便不再黑暗。珍爱生命，敬畏生命，尊重生命，保护生命真的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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