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瑞，当其被诗人采撷，寄托情思，创构意象之时，其外在具象特征都被消解，仅仅沦为王权、圣德等政治观念的符号式寓指。可以说，祥瑞意象区别于一般意象的显著特征，在于它用概念化认识取代了心与物在具体情景中的交流，用群体的
f价值信仰、伦理观念代替了个体的生命感悟。这种概念化的认识，正是祥瑞物象对意象中具象的消解和对其政治寓指的强调。以晋乐府诗《孟珠》曲其八为例：“可怜景阳山，苕苕百尺楼。上有明天子，麟凤戏中游。”该诗选取祥瑞麒麟、凤凰构成诗中意象。从诗中的情形来看，麒麟与凤凰的形象已被淡化消解，仅仅成为圣明天子的寓意符号，成为帝王的政治性寓指。显见，祥瑞意象的寓意来源于祥瑞物象，而祥瑞物象本身所具有的政治性寓指决定并规约了祥瑞意象的意蕴构成。因此，祥瑞意象的意蕴并非因由创作主体随机因情因景的感发，而是先验植根于创作主体心灵之中，成为一种心理积淀或信仰共识。故而，从某种程度上讲，祥瑞意象似乎缺乏一般意象在意象建构过程中创作主体与物象之间“心物”交合的心理过程。因为在创作个体尚未攫取祥瑞物象之前，祥瑞物象所蕴含的情感因素、精神信仰以及政治意识已经被集体地熔铸其中。这样看来，祥瑞物象本身便具有“象”与“意”两个层面，祥瑞物象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祥瑞意象。
其二，“象即是意”与“象纷而意同”祥瑞意象的“象”“意”关联。对意象而言，其“意”与“象”之间必须有某种联系；寄托隐含是意象的艺术本质，联系是意象的生命。无论创造意象的构思过程如何，无论“由意寻象”，还是“由象生意”，都必须以“意”与“象”之间的联系为前提；如果在诗人的意识里不存在某种联系，那么或者“意”寻觅不到“象”，或者“象”不能兴发“意”，就都
f不能实现寄托，也就谈不上这一意象的创造。③就祥瑞意象而言，从单个祥瑞意象来看，祥瑞物象本身具有“象”与“意”两个层面。祥瑞物象，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祥瑞意象。显然，这种单个的祥瑞意象与古典诗歌在漫长的文化积淀中形成的某些特定意象极其相似，诸如松柏意象、月意象、柳意象、雁意象等，因其反复出现，不断叠加，已成为表达民族文化传统心理的特定意象。这些意象的基本特征，被一代又一代的人在创作中或形似或神似地传承下来，形成了富有民族文化生命内蕴的基因④，屈光先生称之为固定意象或民族意象⑤。因此，上述意象中的物象（包括祥瑞物象），已非纯粹的“自在”物象。每一个物象中“都凝聚着一些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