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三种教义的融合，但他们看到了晚明文人的这种求同倾向，也注意到了儒家思想深厚的历史基础和在中国人心中的权威，所以采取了这样的传教总策略：既让天主教附会于儒学，又坚持与儒学的区别。
f“在许多人眼中，传播任何一种宗教，尤其是向非基督教徒传播基督教是狂妄、专横与偏狭的，因为他们抹杀了其他世界观的诸多优点，并想当然的对其自身信仰中的缺点和局限视而不见”④。基督教并不是兼收并蓄的，它与世界上其他信仰和世界观竞争并试图取代它们，无奈的是来到中国的土地上，特殊的传统思想让传教士不得不寻求一条中和的路径得到中国人的支持以继续他们的传教活动。他们的先驱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过程中就认为包括基督教在内的任何一种世界观，都是有一定的局限的，它们不可能涵盖了世界上所有的真理。
他认为并不是每一种世界观都是由上帝赋予人类以传授关于上帝的真理和上帝的统治的，但是中国的儒家学说却是上帝赋予的，这样就把儒学和基督教的起源联系在了一起。同时，他在《天主的真正意义》中职责佛、道：“老子所说的‘无’与佛陀所说的‘虚无’同有关上帝的教义并不相符，因此实际上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它们是不值得尊敬的”。利玛窦就是这样表面称道儒家，而利用他们攻击佛、道。这种移花接木的办法，在利玛窦的一次书信中被揭露了：“我热望其他人也会从这一角度来看我，因为我们如果不得不同三个教派作战的话，我们要做的事情会很多”⑤。但是他也不是完全的肯定儒家，认为宋明理学是被佛、道侵染了的“俗儒”，应将邪恶的佛、道成分清除掉，还儒学的本来面目。这里，传教士以儒学的捍卫者自居。
二、中国文人对基督教文化的接纳与排拒
f传教士的这种“合儒”、“补儒”策略的确让当时的许多中国人皈依基督教，不论他们是不是真正理解了基督的信仰，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了基督教。特别是中国文人，他们是中国传统社会最受尊敬最享特权的群体，深谙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试图通过科举进入中国巨大的政治社会网络，交友广泛。他们更容易接触并接纳基督教。
他们笃信西儒之学与儒家学说有契合之处，并可鼓吹儒学，在许多方面可以补儒学之不足。认为西方学说的传入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加深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因此，他们要求改变封闭的状态，提出“学在四夷”的口号，得出天下真理并不尽在中国的结论。另外，中国文人对传教士不计功利、乐善好施的优良品质，以及他们带来的天文、历法、绘画、水利等技术钦佩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