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生态学的中国学派
文化生态学最初由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SteweardmJH，19021972）在《文化进化和过程》（1953）一书中提出。按斯氏的设想，文化生态学旨在“解释具有地域性差别的一些特别的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的来源”。他将文化粗略地划分为“中核性文化”和“次要文化”，前者指和生计活动及经济组织关系密切的文化特性；除此之外的即属于后者，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斯氏对文化生态的考察便主要集中在他认为具有确定性的技术经济体系，从而忽略了社会的、观念的诸因素与生态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对于他所谓的“中核性文化”内部各要素间的相互关系也没有给予重视。斯氏所创立的文化生态学，几十年来在西方已有长足发展，但其基本取向依然集中于对早期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的考察。因此，文化生态学在西方更确切的名称应是生态人类学。冯天瑜先生从唯物史观出发，界定“文化生态学是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天然环境及人造环境的相互关系为对象的一门学科，其使命是把握文化生成与文化环境的调适及内在联系”。他将文化生态划分为三个层次，即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和社会制度环境，指出，“文化生态三层次彼此之间不断通过人类的社会实践（首先是生产劳动）进行物质的及能量的交换，构成一个浑然的整体，同时，它们又分别通过复杂的渠道，经由种种介质对观念世界施加影响”。这样，他便完成了对“文化生态”这一核心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深化和扩展，使文化生态学在研究时限上包容人类文化的全部进程，在研究对象上贯穿文化的所有层面。他进而运用该理论体系对中华文化这一“源远流长、跌宕起伏、绚丽多姿、历久而弥新”的文化个案，进行纵向和横向的解析与综合分析，其研究规模之庞大、体系之完备、论证之严密精深，均令人叹服。因此，无论从理论建构的角度，还是从应用研究的角度，我们均可以说，冯天瑜先生创立了文化生态学的中国学派，其奠基之作为《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以下有关引文均出自该书）。
1．文化实质内蕴的揭示
任何理论大厦的建立都始于对基本概念的厘定。文化生态学的基础性概念正是“文化”这一歧义丛生的
f术语，冯氏的全部理论正是从对文化的内涵澄清开始的。通过对古典进化学派、传播学派、功能学派、符号学派等近十个西方有代表性的文化学派及前苏联与中国学术界对文化的众多定义的剖析，冯氏发现，已有各文化学派虽然各有建树，但似乎都未能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