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活着重读余华《活着》
单洪涛生存还是毁灭，哈姆雷特的生死天问不知引发了多少思索。生命的价值与原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哲人说生命是追寻，禅宗视生命为体悟，而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中生命更是一种担当与责任。但是如果这些所谓的意义都不存在了，我们是否就将选择死亡？一部《活着》，似乎在平实的叙述中给予了一句质朴的应答。纵观整部作品，“人”的命题深深嵌刻在字里行间。《活着》既是一个名叫福贵的人的生命自传，也是一部题为“活着”的人生苦旅。古人将活字析为“水”与“舌”，引申为相濡以沫，可余华作品中的活着却远比这艰难。他使相濡以沫失却了基础，通过对物质依赖与精神寄托的缓缓祓除，让读者与主人公一起直面惨淡的人生，在无所依傍中进行内向的观照，透视生命最本初的价值与原则。一三种生命观对于人生意义与价值的追寻让我想到了鲁迅与尼采。面对毁灭，鲁迅坦然而且欣然，他“将大笑或将歌唱”。尼采也说悲剧是“生命的兴奋剂和强壮剂”，人生的顶峰是“笑一切悲剧”。而余华作品中的福贵，虽然没有知识与学问，却凭借那顽强如硬骨头般倔强的执着，“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可以说，对于命运的不妥协正是他们思想的共同之处。然而在此前提之下他们对于生命具体价值的认定与实践却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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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提出了为敌人活着的观点，这是终将毁灭的复仇，正如《过客》中那个“我只得走”的人生，“消失”是他必然而唯一的命运。这就是鲁迅的生命观。正是无边的黑暗使他获得了无限的自由，正是反抗绝望使他获得了开拓的动力。然而这种认同在为人类的生存寻求意义的同时也将自己的“过客”身份牢牢锁定，肩住黑暗的闸门，无疑意味着放弃了自己的光明，这是勇敢的悲壮。尼采对于生命是另一种观点。他肯定生命，并把它看作“酒神精神”的真髓，而生命的意义是寻求强力成为“超人”，但尼采所说的超人也只不过是“诗人的一个梦幻”，一个模糊的象征而已。他认为活着的价值在于超越，而超越的目标则是朦胧的。他将生命的意义指向生命之外某种不确切的偶像，带着强烈的个人色彩甚至一些迷狂的味道，因此也减弱了对于人生的指导性，宛如天边的彩虹，绚烂却又遥远。回过头来让我们看看福贵的人生自传。在这里，既没有鲁迅式的复仇、反抗与怀疑，也没有尼采式的强力、迷狂与炽烈，有的只是“如平静在遥远处波动”的娓娓道来。余华在序言中这样解释“活着”，说它的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