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是即兴提拔、仓促上阵。如此则给以权谋私、暗箱操作留下了巨大的运作空间,干群对立和社会的不信任情绪在日益加剧。从官方公布的牟阳个人资料来看,与微博爆料内容基本一致:该女孩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曾先后在镇上和市统计局任职,由一般干部到局办公室副主任、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再到镇长,也属于步步升迁,而算不上“坐直升飞机”,只是提拔的步子快了些,但谁又能否认是因为其工作出色的缘故呢?2历史上的某个时期,为官者信仰缺失、道德败坏,却振振有词地说“社会变了”,不变就“跟不上潮流了”;作风霸道、颐指气使,却颠倒黑白地说“如今老百姓难管了、不听话了”,全然不把群众利益放在眼里;私欲膨胀、巧取豪夺,却振振有词地说“市场经济就是要开放搞活”。有的地方只注意考试成绩和选拔程序,不注意对人选素质的全面衡量,尤其是德行
f的深入考察,结果选出的干部群众不认可,甚至产生“做人好不如做题好”的非议。之所以出现这些现象,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在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上,往往由上级来评价,这显然是不够的,对政府工作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公众。同时,干部升迁更多是由上级官员的意志和主观好恶决定,而不由下面的群众来决定,“公众满意度”对一个干部升迁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种做法导致现实中一些干部只“唯上”而不“唯下”。他们只对上级领导和官员负责,而不对辖区里的老百姓负责。显然,这种干部考核评价机制违背了“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服务理念,是造成一些干部作风漂浮的根源所在。GDP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成果的主要综合指标,尽管GDP用来衡量经济发展有其局限性,但在现时条件下,仍是判断经济形势、出台宏观政策的重要依据。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已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但长期以来形成的“追求量的增长”重过“追求质的提高”的观念,仍然大有市场。在不少地方,尽管领导干部在公开场合不再像以前一样强调GDP的重要性,可是在不少人心目中,“GDP排名”仍然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再具体到干部考核,选用GDP这样显性、量化的指标,肯定比“调结构”、“保民生”等指标更简单,也更有“可操作性”。这直接导致一些地方的干部考核陷入GDP至上的悖论,只追求GDP数值的增长,而对民生福祉、社会保障、环境保护、收入分配等有所忽略。这种做法导致现实中一些干部追求轰动效应,热衷于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搞大拆大建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