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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文学与佛典》)据印度学者柏乐天与我国学者张建木等人研究,玄奘在译经中成功地运用了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合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等等翻译技巧。
第二次翻译高潮:明清两代
在这次翻译高潮中,首先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他们三位被耶稣教会人士称为“中国圣教三柱石”(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但是,他们的主要和有影响的译著,却不是“圣教”类著作,而是西方科技类著作。如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科技著作,开凿了引进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先河。徐光启在1631年春上呈的《历书总目表》中,提出了翻译西洋历书必须分别轻重缓急,循序渐进的见解,并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思想:“臣等愚心认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翻译才能“会通”(学习与掌握),只有“会通”才能“超胜”(超越与争胜)。清末,马建忠在其《马氏文通》中提出“善译”之说:“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当相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声音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这段话的义蕴是相当丰富而全面的。它涉及了风格学、文法学、修辞学,以至进入一般文化研究的领域。马建忠的“善译”标准,是力求与原文在意思上无一毫出入,而且使读者读了译文后能达到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这一提法,已与现代等值翻译理论非常接近。中国近代翻译事业的开拓者严复以翻译西方政治经济和科技著作为主,如《原富》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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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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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therEssays)等,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更为言简意赅地提出了“信、达、雅”三原则,被不少人奉为圭臬,历久不衰。除了这三字理论外,严复在翻译主导思想方面的论述也是我国近代译论的精华。他在1894年写的《论世变之亟》中,指出世人所注意的西方“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使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者,“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可见,他提倡翻译西方社会科学,是自觉地抓了根本,是为了直探资本主义“命脉之所在”。如果说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早在明末、清初就得以萌芽,那么当时的翻译家们积极译介西方的先进思想、先进技术所从事的艰辛劳动则是功不可没的。
第三次翻译高潮: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后
文学革命运动前后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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