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价值世界，研究的是不可重复的历史个体人及其行为，它属于“表意性科学”。自然科学要描述事实，寻求一般规律，与价值无涉；而社会科学则属于价值领域，研究任何社会现象都与构成这一现象的人的行为有关，人的行动是在一定的价值观指引下和在一定的动机驱使下做出的，为此，必须借助价值判断或价值关系来理解和解释社会现象背后隐藏的“意义”。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历史功绩在于明确划分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对象、方法、目的等方面的区别，进而区分了事实与价值、价值关联与价值评价的界限，从而纠正了实证主义者的唯科学主义倾向。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陷入了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否认社会历史领域里的规律性，认为人们对社会历史事件的把握只能依靠伦理的和审美的体验，从而进一步由主观主义走向非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和人本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价值问题的冲突，有其深刻的哲学认识论上的根源，造成了二者在方法论和具体研究方法的分野，也使价值问题作为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一个基础理论问题被提了出来。2、马克斯韦伯的“价值中立”论马克斯韦伯是最早试图对社会科学方法这两种传统作理论综合的思想家，他力图使二者结合起来，以避免19世纪社会科学在价值问题上所遇到的困难。实证主义为了使社会科学合乎自然科学的标准，强调价值中立，但却造成了科技理性的过度膨胀。韦伯摆脱了实证主义价值中立的局限性，他认为，“价值中立”不是取消价值关系，而是要求研究者在科学研究中严格确定经验事实与价值评价判断的界限。所谓价值判断就是人们根据伦理原则、文化观念或哲学信仰而对事物所做的判断或评价。这是人们基于情感或特定观念等主观的东西对客观事物的性质所做的评价。而事实判断是人们对现实事物或经济实事的认识，它不应带有任何主观的感情或功利的色彩，它要回答的是“是什么”的问题；而价值判断是规范知识，它要回答的是事物应该如何的问题。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事实判断
f不能教给人们应该做什么，而只教给人们能够做什么，或者在特定的环境下他希望能做什么；价值判断则教给人们应该做什么，至于能不能做或做了以后的结果如何是在所不计的。1因此，科学的任务不是提出实践活动的模式和理想，而是提供客观知识，使人做到“头脑的清明”。韦伯将价值中立限制在研究过程中，而研究课题的选择和目标的确定是与价值相关的，研究者的宗教信仰、物质利益和其它偏见促使他们选择某个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