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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声与高晓声研究
作者：王彬彬来源：《扬子江评论》2015年第02期
一高晓声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被误解的作家。《李顺大造屋》和《陈奂生上城》太有影响，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了高晓声的“代表作”。在许多人看来，这两篇小说分别代表着高晓声创作的两个方面。《李顺大造屋》代表着高晓声为农民代言、代表着揭示农民在“极左路线统治时期”所受苦难的一面，而《陈奂生上城》则代表着高晓声揭示农民精神局限的一面，代表着高晓声继承鲁迅传统、对农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一面。对高晓声小说读得不太多或读得不太深的人，会认为高晓声全部小说创作主要表现了这两方面的“内容”。其实，在高晓声全部小说创作中，更多的作品，主要内涵在这二者之外。当然可以以《钱包》《鱼钓》《飞磨》一类作品为例，来证明我的这种判断。但我却并不是要强调高晓声还有这类时代背景淡化、表现了人类的“普遍处境”的所谓“哲理小说”。我是想说，高晓声有许多取材于“文革”或以“新时期初期”为背景的小说，其主要内涵，也并不能以为农民“叹苦经”或揭示农民精神局限来概括。1979年5月，高晓声在刚创刊的《钟山》杂志发表了短篇小说《“漏斗户”主》，这标志着作为小说家的高晓声的“复出”。复出后的高晓声，小说创作的旺盛期也只有五六年时间，到八十年代后期，就基本上停止了小说创作。而对高晓声的评说、研究的旺盛期，基本与高晓声小说创作的旺盛期同步。当高晓声在一篇接一篇地发表着小说时，他也是批评界的一个热点的人物。而当高晓声基本停止小说创作后，对他的评说也就由热到冷。这当然不是说，高晓声停止小说创作后，就没有人再研究他。实际上，对高晓声的研究从未停止，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研究高晓声的文章问世，只不过，发表文章的刊物，大多是冷僻的刊物，而撰写文章的作者，也大多是不知名的作者。导致人们对高晓声误解的，不仅仅只有《李顺大造屋》和《陈奂生上城》这两篇小说，更有高晓声写的关于这两篇小说的创作谈。1979年7月，《李顺大造屋》在《雨花》发表，1980年7月，高晓声在《雨花》发表了创作谈《〈李顺大造屋〉始末》1980年2月，《陈奂生上城》在《人民文学》发表，1980年5月，高晓声在《人民文学》发表了创作谈《且说陈奂生》。这两篇创作谈，长期以来为研究者指示着方向。一个作家就自己的作品发表创作谈，当然有引导人们理解作品之意。一般来说，作家总希望读者尽可能准确、深入地理解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