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被统计为城市人口。日本则将一万人以下的自治单位（区域）称为村，一到三万人为町（相当于中国的建制镇），三万人以上的为城市。与此相较，中国对于城市和镇的设置标准都高出许多。因此，国际上城市人口、城市区域的含义相当广泛，意味着从五百人到三万人不等的集中居住区。在将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进行比较以证明中国的“落后”时，应该注意到其间的差异和不可比性。
④从社会物理学的角度来看，城市是磁铁，也是容器。城市本身具有的磁性和磁力，容易吸引人、财、物向城市聚集。而在工业革命以后，伴随着生产的工厂化和现代交通通讯技术的发达，城市的磁性和磁力大幅度增强，也因此导致了城市的过度膨胀，十九世纪百万级人口城市的出现，以及二十世纪千万级人口城市的出现，都是以此为背景。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不进行人为的控制，城市将会像一个贪婪无比的“大胃王”，吞噬一切它能够吞噬的东西，即便造成它自身的梗阻和消化不良、导致严重的城市病也在所不惜；与此同时，在城市飓风狂扫之后，乡村的凋敝和空洞化也难以避免。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最近半个世纪中发生的现象，就是突出的例证。
⑤进而，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城市是权力和资本的据点，是“增长机器”。国家和城市的历史都表明，城市本身是权力的堡垒，堡垒的大小与权力或国家机器的大小相互对应。而工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急剧扩张的历史也显示，城市同时也成了资本的蜂巢。考虑到权力和资本都具有贪得无厌、不断扩张的本性，为了权力本身的壮大和利润的增加，它们都必然倾向于控制和汲取更多的资源，从人、财、物，到信息、符号和话语权，也必然会在土地和空间方面进行拓展。也就是说，权力和资本的欲望的膨胀，必然会推动城市的膨胀，两者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和逻辑必然性。
⑥就上述第一点而言，如果承认衡量某个（种）聚落或社区优劣的唯一标准是它的宜居程度，是其中的居民能否安居乐业，那么也就应当承认，只有宜居与否的聚落或社区，而不存在先天优劣的城市和乡村。而第二和第三点则提醒我们，必须对过度的城市化和城市的过度膨胀保持警惕，因为它既会破坏它的大量居民与自然的协调和身心协调，也难以实现城乡之间的协调与均衡。警惕由权力和资本对城市形态和演化方向的垄断，防止大城市“对大量人口的奴役”非常重要。所谓“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宣言，是一种建立在无知基础上的妄言。事实上，与此类宣言形成鲜明对照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