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正如人可以伤害他人，也可以帮助他人，在采取其中任何一种行动之前，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第二，国际伦理原则的客观性无可否认。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国际道义原则，相当一部分规范国家行为的国际法准则本质上也属于国际伦理体系的范畴，与国内立法的性质显然有所不同。2P64各国政府在采取行动时经常要考虑在道义上和法理上是否站得住脚，并且总是宣称其行为的正义性，或强调其行为是出于某种道德责任感。各国政府经常参加各种自然灾害的国际人道主义救援活动，显然主要不是出丁什么自利动机，而是感到有义务提供帮助。各国政府在环境保护、疾病控制等方面的合作至少部分原因是出于道义考虑。更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常常对某些公然违背基本的人类准则的不法政府施加压力以促使它改变不道德的内外政策，最突出的例子是对推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所实行的经济制裁和外交抵制。第三，国际伦理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在今天看来更是十分明显。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急剧增多的全球性问题成为人类共同的难题，这使得传统观念上的“政治”与伦理的界限变得十分模糊。发展和扩大国际社会的道德共识与行为规范，不仅是国际秩序以非暴力方式实现变革的基本要求，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客观需要。完全从自我利益出发，并不能保证最终不背离自己的利益。第四，所谓“救生艇伦理”将社会等级固定化，甚至否认优胜劣汰的可能，显然缺乏全面、发展的国际社会观念。关于地球己接近其容量极限的断言也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地球上还有大面积的地区无人居住，即使是高度发达的美国也是如此。此外，地球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也未必是最贫穷的地区。再者，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今天看来主要并不是资源的枯竭，而是环境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危害和对资源利用价值的破坏，而这
f个问题恰恰主耍是由救生艇上的富国造成的。至于第三世界的人口危机，问题也并不在于人口规模过大，而在于增长率过高，统计数据表明，这些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与财富的增长成反比，因此解决的办法显然是帮助贫困国家发展经济。为了解决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现代性隐忧”，国际伦理的倡导者们认为，就道德导向而言，全球化更需要一种K波尔T所说的“太空船伦理”：所有人都应该意识到，当太空船发生不测时，为了生还，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调动各种力量，按照商定的规则共同排除险情，而不是抛弃同伴。3无须再列举更多的国际伦理倡导者所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