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的例子，有人曾指着李约瑟先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傲慢地说，这部颂扬古人的书可以让他们扬眉吐气。而现在也有些人借科技的负面影响，而大呼反科学。其实，鼓吹田园式的理想已是科学文化的末流。申明这两种态度是要正确对待科学精神。科学精神不是科学主义，也不等于科学，我们既不能借反对科学主义反对科学精神，也不能借提倡科学而行科学主义之实，两者对于中国都有极大的弊端。毕竟，近代中国的自然科学是落后于西方了。但我们不能说我们中国人的科学精神也远落后于西方，只不过东西方科学精神的外在表现不同而已。西方注重于在自然科学领域里表现，中国则多在社会科学领域里表现。而对于中国，即使在薄弱的自然科学里，也同样蕴涵着不断求真的科学精神。众所周知，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经历了三次高峰。南北朝为第一高峰，以祖冲之、陶弘景、郦道元、贾思勰为代表；宋元时期为第二高峰，以宋慈、秦九韶、郭守敬、王桢、薛景石、赵友钦为代表；晚明是最后一个高峰，以李时珍、潘季训、徐光启、宋应星、徐弘祖为代表。三个高峰的起伏间，众多科学家勇于探索，积极求真，毕其一生精力于一书。如祖冲之的圆周率推算之精密是西方不可比拟的，这里面如果没有科学的精神，没有求真的勇气，是难于做到这一点的。郦道元遍访海内大川写的《水经注》则成为地理史上的杰作。如果说没有一种科学的态度，如何做得即使在清代也有王寅旭、梅定九的历算考订。可以说科学之精神贯穿中国传统。社会科学领域，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深含着科学精神。历史学作为中国最早也最成熟的社会科学学科，自古便蕴涵着浓厚的科学精神。古人写史最重一个“实”字，没有根据的事不可乱写。《史记》就是这样的典范，我们现在考古出来的一些资料就证明《史记》在记录一些史前史的方面是很准确的。战国时期，一位国君因为其史官敢于写实便将其斩首，而其弟一听说此事便跑来接着写史，而不改其兄之初衷。因而后代写史极重史实，因私废公为人所不齿。明太祖怕史官的故事也是流传久远了。所以古人在考订古籍经典时也更注重史实，而不是权威。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陷于琐碎的考证，但其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不变的。即使在经学领域这种精神也是有的。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把《今文尚书》奉为经典，但到东汉时则因为《古文尚书》的出土而展开学术上的讨论。这在学术上表现为一种怀疑精神。宋明理学则是经学吸收佛学的结果，
f这表明一种宽容的精神。清学的系列考证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