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这是延续了过去“单打一”的改革思维定式,并没有把“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有机地结合起来,通盘考虑农村综合改革的基本政策架构,是不全面的、不彻底的、不完善的。集资金,引导资金向高效益方向流动;对乡镇企业政企分开和私人资产社会化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要积极探索,总结经验,促其健康发展”5(p891);2002年10月,党的十六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了,“要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创造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环境”,“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但到目前为止,中国9亿农民的主要融资渠道仍然是依靠亲戚朋友之间的私人借贷,而从国家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农户尚不到五分之一,且大多数基层金融机构对农户贷款采取“以定期存单作抵押”或“高息放贷”的方式,致使普通农民群众贷款无门。据有关专家测算,目前我国县域内平均每年流出农村的资金数额高达6000亿元,一个县平均每年净流出资金在3亿元左右。就基层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建设而言,截止2001年底,全国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总数为30533万人,而农业科技人员仅为135万人,大约占44左右,且长期存在着管理体制不顺、运转机制不活、人员队伍不稳、经费保障不足等问题。总的看,目前我国农村的土地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人才市场、农资市场等发育几乎停顿、甚至有所倒退,由此造成了农村生产要素不断地向城市和工商企业“逆向流动”,最终导致亿万农
f民失去了自身的“造血功能”和自我发展的能力。这是制约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农民增收的重大体制障碍。粗略估计,目前我国有接近2亿人的农民工长年在为城市创造财富,他们平均每人一年创造的经济价值大约在25000元左右,而每人一年充其量只拿回家乡8000元,剩下的17000元都留在了城市,仅此一项就高达3400亿元。可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光靠国家给9亿农民“输血”不行,应当重点做好“放活”农村经济政策这篇大文章。综上所述,我国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好“三农”问题,不仅寄希望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及其体制和机制的问题,而且寄希望于全面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等领域的综合性改革。一般地说,农业属于“弱质产业”或具有“微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