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今昔评
在“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中，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是海内外影响最大且最久的著作。据近期图资人员的统计，在2000—2007年间，冯著《中国哲学史》仍是被国内哲学论文引用最多的学术著作之一。①不可否认，在近些年的学术研究中，冯著《中国哲学史》亦受到一些批评。对于一部成书于70多年前的旧著，就其中的某些观点进行批评当然是正常的。但是，某些批评并不符合实际。如有学者批评冯著《中国哲学史》（以及其他研究中国哲学史著作）乃是“照着”或“接着”西方哲学讲；又如有学者对冯著《中国哲学史》关于“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的划分亦提出了批评。本文仅就此两点，以对冯著《中国哲学史》今昔评论比较的方式来作一辨正。一在近些年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中，有不少学者都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冯著《中国哲学史》在第一篇“子学时代”的“绪论”中所说：“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②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初创时期，这种表述有其缺陷，应是情有可原的。金岳霖先生在对此书的“审查报告”中提出“中国哲学”这个名
f称有其“困难”，即“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③当时提出这样的问题也是完全合理的，并且促进了“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发展。张岱年先生即对此问题“经过深入思考”，而在《中国哲学大纲》的“序论”中提出了“哲学”是个“类称”，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都是这一“类称”中的“特例”④，此即以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辩证关系的观点，解决了“中国哲学”这个名称的“困难”。而金岳霖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所作《中国哲学》一文中主要讲中国哲学的特点，已不再认为“中国哲学”有名称上的“困难”。⑤在近些年对冯著《中国哲学史》（以及其他研究中国哲学史著作）的批评中，大多以金岳霖先生提出的问题为发端，而其实质的批评则是认为以往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都是“以西释中”或用中学比附西学（所谓“汉话胡说”），其中一种比较典型的批评是认为以往的中国哲学研究乃是“照猫画虎式地‘照着’西方哲学讲”或“秉承衣钵式地‘接着’西方哲学讲”，“基本上是以中国哲学注西方哲学，中国哲学成为西方哲学的注脚”⑥。这是否符合冯著《中国哲学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