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主要是欧陆哲学，特别是德国哲学）在新康德主义之后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复兴：本体论的复兴、实践哲学的复兴、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复兴和修辞学的复兴。这些复兴有着内在的联系，海德格尔前期的存在哲学通向实践哲学，而实践哲学的复兴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复兴是一致的，至于修辞学的复兴实际上也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分不开。这些复兴在当代人文主义哲学包括解释学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些影响都能在伽达默尔身上明显地看到，它们构成我们理解其思想的重要背景。受海德格尔的推动，伽达默尔后来发展出自己的哲学解释学，它是亚里士多德主义与解释学结合的产物，但又是一种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这里的“新”意味着不是简单地回到古代，而是适应时代要求所提供的一种“升级版”的亚里士多德主义。邵华博士的这本专著让我们具体地看到了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何以是一种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作者是通过实践智慧与解释学的关系的探讨来加以呈现的。由这个关系所反映出的伽达默尔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之“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立足于当代现象学运动；另一个是对康德思想批判性的吸收、补充。关于第一个方面，本书前两章作了明确的交待和具体的梳理，它是结合着“实践智慧”内涵的分析展开的，令人印象深刻。我们看到，上
f个世纪，大陆（主要是德国）的亚里士多德的复兴与英美不约而同，但还是有差别的（正如20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在英美哲学和在大陆哲学那里的内涵不同一样），它被纳入现象学运动，这场运动的开启者虽然是胡塞尔，但他的天才学生海德格尔后来居上，在运动中的影响超过了胡塞尔，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海德格尔实现了现象学运动的三个转向：本体论的转向、解释学的转向和语言学的转向，而这些都是胡塞尔所未曾达到的。作为海德格尔最亲近的弟子伽达默尔继承了这个方向。当海德格尔将现象学运动推进到本体论，必然会走向生活世界。所以，海德格尔弗莱堡早期开设的一系列课程都与生存论的现象学有关，包括他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读。因为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主要是他的伦理学和政治学）其实就是人的哲学，所谈论的就是人的存在。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解读通过“解释学处境”将其同“实际性的解释学”联系起来，这种解释学超出了传统的认识论、方法论的范围。不过“转向”后的海德格尔（弗莱堡晚期）就不再怎么提亚里士多德了，而伽达默尔一生都非常重视亚里士多德，关注实践哲学。他的解释学思想是沿着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