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夏衍在晚年坦承：“在成立左联的时候，我们在组织上服从了党的意见，与鲁迅实行了联合，并以他为左联的领导人，但在思想上显然与鲁迅还是有差别的。”④所以呢，左联的行动，事实上并不以盟主鲁迅的意见为准。1930年4月底，左联召开“第一次全体盟员大会”，要求所有盟员都要动起来，都要上街，要把五一劳动节变成一个“血光的五一”。盟主鲁迅没有被通知参加此次会议。鲁迅是反对这种街头政治运动的，在他看来，上街刷标语发传单搞集会，不是文化人应该做的事情。他曾援引过列宁的话为虎皮，主张真正的革命者应优先致力于风俗、习惯上的改革。⑤但他的话没有人听。茅盾回忆说，“鲁迅是左联的主帅，他是坚决主张这个转变的，但是他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所以左联盟员中的党员同志多数对他是尊敬有余，服从则不足。”受着尊崇的主帅，只好对茅盾自嘲：“我总是声明不会做他们这种工作的，我还是写我的文章。”其实，“我还是写我的文章”也是只有盟主才能享有的特权。1930年秋，因为“组织说我写作不算工作，要我到南京路上去暴动才算工作”，盟员蒋光慈愤然退出组织；同年冬，身为左联发起人之一的郁达夫，也因为强调“我只是一个作家，而不是战士”，被开除出了左联。⑥
左联后期，青年们的攻击，让鲁迅“寒心而且灰心”，生出了幻灭之感
1931年底，左联上街之风回落，转而致力于文化领域的批判。首当其冲被批的，是学者胡秋原提出来的“自由人”观点。胡认为，知识分子不应局限于阶级和政党，应站在自由独立的立场上发声，允许革命文学存在，也要允许小资产阶级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存在。鲁迅没有直接参与对“自由人”的批判（但他并不认同胡秋原的“自由人”文艺观，文章《论“第三种人”》曾隐晦而尖锐地嘲讽了胡秋原）。只是在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刊登诗歌《汉奸的供状》，恐吓胡秋原“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
f要变做剖开的西瓜”后，鲁迅公开写了一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想要挽救该诗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冯雪峰当时正与胡秋原接触，欲通过胡来做十九路军的统战工作。鲁迅的文章，安抚了胡秋原，却激化了左翼文学青年们对鲁迅的不满。祝秀侠化名“首甲”、钱杏化名“方萌”、田汉化名“郭冰若”，刊文批判鲁迅反对辱骂和恐吓，是“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是“戴白手套的革命论”，是在“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号召革命的诗人不要怕“见血”，只要骂的对象没错，“一时愤恨之余的斥骂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