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恭顺温和声音的摹仿，既有对兴高采烈激动昂扬场面的摹仿，也有对纸醉金迷靡靡之音的摹仿，不同的乐调既能表现哀伤、欢乐或轻松的情感，同时也能表现庄严、朴素、坚强或勇敢的形象与性格，温柔与愤怒、高兴与苦恼、勇敢与犹豫都能通过音乐来表达，音乐的节奏、旋律与曲调不仅能反映一个人的真实性格，勇敢与节制的个性，愤怒与和顺的情绪也无不真实地反映在音乐里。同时，人们摹仿的事物面前，在聆听音乐时，感受到的欢乐痛苦与面临真实事物一样，也能直接感受到音乐中所传达的感情，激荡着人的灵魂，它不仅能带来愉悦，成为高尚的享受、无害的娱乐，同时也能使狂热的人平静下来，使哀怜、恐惧等情绪得到宣泄，进而影响人的性格。这和后来康德把音乐作为最低级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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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形式形成了截然的对比。康德关于音乐与其他艺术形式审美价值的比较说：“如果我们把美的艺术的价值按照它们给内心造成的教养来估量，并采取那些为了认识而必须在判断中集合起来的能力的扩展作为尺度，那么音乐之所以在美的艺术中占有最低的位置（正如它在那些同时按照其快意来估量的美的艺术中也许占有至高无上的位置一样），是因为它仅仅以感觉来做游戏。”2亚里士多德却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音乐对人的摹仿如同绘画与语言的摹仿一样也有低俗与高雅之分，既有真善美，也有假恶丑，音乐教育就是以潜移默化地陶冶性情、操练灵魂、培养德行为宗旨，使自由之人在心旷神怡、享受美与愉悦之时，使心灵的和谐与乐调的和谐相契合，并通过数的原则，反映宇宙的和谐。
亚里士多德认为各种乐调有各自的特点，对人的感觉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吕地亚混合调使人沉郁庄重，弗里吉亚调使人热情高涨，多利亚调式则使人温和稳健，有的曲调使人心性摇荡，有的曲调使人忧郁悲伤，有的曲调则使人温和安详，有的曲调则使人热情高涨，节奏也是一样，有沉静、轻快、柔弱、刚强、高雅、粗俗的区别，即使乐器也是一样，亚里士多德对乐器的不同性质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应慎重择取所用的乐器，笛管就不宜在教育中采用，其他需要技巧的乐器也一样，如竖琴一类的乐器，应该采用那些能够使学生在音乐或其他教育科目方面有所长进的乐器。此外，笛管不能表达道德情操，它过于激越，故在需要引发人们宗教情感的场合使用管笛，较之在学习中使用它更为适宜。”虽然管笛一度被列入音乐课程，并在雅典广受欢迎，但“后来的经验使人们能够更好地判断什么对德行有益或无益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