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父亲多次对我们说过，即使每年开同以前一样的课程，每届讲授内容都必须有更新，加入新的研究成果、新的发现，绝不能一成不变。前人讲的内容不讲，近人讲过的不讲，外国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过去讲过的不讲，只讲未曾有人讲的。”他的课难度太高，总是课越上学生就越少。但不管是站满了人，还是只有一个人，他总是一视同仁。他的讲课观点，他的“先生”修为，在今天的校园里，有几人能做到这样的与时俱进、不断更新、不断超越？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这让他累，也让他了不起！他把教书这件事看得近乎神圣，他对教育事业真是怀着一腔宗教徒般的热情与忠诚！再回过神来审视自己的灵魂，我能做到对教书工作的几分热情与忠诚呢？相比陈先生当年的工作环境，我现在的工作环境实在优越。教学设备先进，学习渠道多样化，但有时候还是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到4
f教学工作中来。当我懈怠时，我会不停地叩问自己：我是一个合格的“教书匠”吗？我距离教书匠陈寅格先生“教书匠”的标准还有多远？“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这篇写于1929年的《海宁王静安生生纪念碑》，陈先生写道：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他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刻在了自己的墓碑上。他认为，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误，完全可以商讨争论。但若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无法发扬真理，研究学术。他其实主张实事求是地做学术，将此视做永恒，如日月之光。他说，没有自由的思想，就不可能有优美的文学。纵观陈先生的一生，因为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才使他能够在动荡的年代，摒弃外界干扰，留学13年，潜心学习，精通8种外语，在西方多所顶尖大学里求学，没有为了所谓的文凭而学习一个专题，而是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中西文化。正因为他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他才会面对牛津大学首次聘请他为专职教授，却不为所动，执意留在国内尽一个中国学者的本分。正因为他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他才会在双眼几乎失明，在没有任何参考书籍的情况下，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937年在香港时，生活艰难，他宁可以典当衣物过活，也拒不接受日本人的官职、金钱、食物利诱。这种穷困伴随他一生，他的身体之差多是营养不良造成的。5
f1964年，他用口述的方式，耗时10年完成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大历史《柳如是别传》。在他的笔下，一个青楼女子，在明清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