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的态度密不可分。他是个典型的官三代、富三代，但他在国外留学时，总是穿着不合脚的鞋子走很远的路去听课读书，以致微跛。还有，他绝对没有把获得文凭看作是出国学习的终极目的。因为他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或许，他骨子里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向往与追求，2
f才会促使他丝毫不懈怠地汲取西方文化。如果他只专注于一个“具体专题”，怎能会在留学的13年内，获得如此渊博的学识呢？我更折服于他没有随波逐流，没有为了混文凭而留学13年，没有变成小说《围城》中方鸿渐的样子来。回到我的教学生活中来，感觉真是惭愧无比。我担任小学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工作二十三年有余，但除了做好我的日常工作，可曾在其他方面有所探索？少有。除了被日常工作束缚手脚之余，也不是没有任何时间可用于学习的。可就是骨子里的惰性束缚住了自己的思想与行动，不愿主动去学习。这样的生活学习模式，怎会拥有大学问？身边像我这样的老师有很多，与其说是繁琐的教学工作束缚住了我们的思想与行动，不如说是随波逐流的惰性让我们的思想与行动停留在原地。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真不敢问自己：我距离大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多远？他对教书有宗教般的虔诚和仪式感他的女儿们回忆道父亲去课堂授课，不提皮包或书包，总用双层布缝制的包袱皮包裹着书本，大多是线装书。用不同颜色的包袱皮，以示区别不同类别的书籍。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是用黄布包着书来的，其他课程的书则用蓝包袱皮。工作归来，通常仍会伏案至深夜。他的这些教书细节，在今天看来，其行为有些迂腐了，但足足可以感受到他是怀着何等“虔诚”的心态来走近、学习、传播这些中国文化的。他对教书这件事有着宗教般的虔诚和仪式感，把教书这件事3
f看得是那么神圣。1944年12月12日早上，陈先生起床后痛苦地发现，自己的左眼也看清事物了。这时候他想到的第一件事，竟是打发大女儿赶紧去通知学生今天上不了课了。读到这里时，我皮肤上的汗毛骤然竖起来了。如果不是在这本书里看到这引动细节，我真的难以想像一位大学教授会把给学生授课看得如此重要。他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居然会首先考虑到不能按时给学生上课！1946年11月，双目失明的陈先生开始授课，每次讲两小时，中间休息十分钟。1953年至1958年，他为历史系高年级学生讲授《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他女儿回忆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