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论述中有不同的解释。有时指的是从一种语言译为另一种语言原则上是可能的，是针对整个话语而言；在另外一些场合，则仅指某些成份的传译而已。关于前者，一般认为，各种语言文化间的共性远大于其差异性，翻译在本质上是可能的。但持悲观论调的不乏其人，严复就是其中一位，他的翻译“隔尘观”和他对转译的态度就是很好的说明。
“翻译隔尘观”一方面反映了严复对语言、文化和翻译本质的认识，这样的认识对翻译事业是有负面影响的，与他的翻译实践也是相矛盾的，另一方面，这也体现了他对翻译质量的严格要求，同时包含着鼓励国人学习外语的良苦用心。
总的说来，“信达雅”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纲领，也是严复翻译理论的核心，但并非严复翻译思想的全部。比如，在《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的“严复的翻译思想”一节中，除了这著名的翻译“三字经”外，王秉钦教授（2004：5272）还提到，严复是作为启蒙思想家的翻译家；引进近代西方先进科学思想，作为改造中国人世界观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启蒙的武器，从根本上彻底改造中国，是严复翻译思想的灵魂；“非正法”的宏观翻译手段，即根据中国社会现状和国人的需要，有选择、有取舍地摄取西方文化思想，且附有精辟的按语，是严复翻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傅雷与“传神论”
与严复所不同的是：傅雷先生不仅仅作翻译，他还是中国翻译理论的积极建设者。多年的翻译实践，使他在翻译理论与观点上颇有思想和创见。归纳总结其翻译思想，主要有以下四点：
1．“重神似不重形似”傅雷在《高老头》的重译本序言里提出：“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翻译思想。
他指出，做翻译如同临画一般，应着力追求神似，而不是形似。领悟是一回事，用中文表达又是另外一事。东方人与西方人在思想方式上有分歧，在翻译中就应当将重点放在“神似”上，而非“形似”，当然这里重视“神”的作用，并不等于忽视“形”的作用。只是当二者非要取其中一个时，“神”的分量重一些罢了。笔者认为，这一点可以看作翻译的标准。我们做翻译的时候，最关键的在于读懂原文，理解原文。领会原文的精神和深层含义，找出精神这条主线，才能很好的做好两种语言的翻译转换工作。使译文读起来不至于有支离破碎，甚至自相矛盾的感觉。
2．“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在译笔上，傅雷力求达到“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的境界。煌
煌15卷《傅雷译文集》，洋洋五百余万言，文字如行云流水，朗朗上口，清丽可诵，堪称我国翻译的典范。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