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境遇，也引发了有关儒学发展的两种对立观点，即“儒学终结论”和“儒学发展论”。就“终结论”而言，有学者认为，儒学是历史的存在物，必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趋于终结。“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现代新儒学也许会将有某些成就。然而，儒学毕竟是属于中世纪的学说，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现代新儒学对传统儒学的超越，也已经随着冯友兰、熊十力、牟宗三等人理论体系的完善与稳定而趋于终结”。他们由此认为，虽然中国未来的文化发展离不开也不应离开儒学传统，但绝不是这一传统的延续或开新，而是需要“从世界和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中提炼时代精神的精华，对各种学说（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的优秀成分吸收消化，进行综合创造”。由此可见，在他们看来，现代新儒学所追求的儒学发展已经终结，所谓“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也因失去发展的动力和机制而最终要被一种新的传统、一种全新的学说“和合学”所取代。“和合学”以其所具有的理论思维架构和所要实现的人类和合的终极目标确实让学术界耳目一新，但是否就因此而“取代”儒学，还是值得讨论的。现代新儒学果真会因为对儒学之“超越”与体系之“完善”而终结吗如此判断未必符合儒学发展的真实轨迹，因为儒学不正是在为“和合学”提供丰富的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过程中而得到新生和发展吗
也有学者从核心范畴、思维方式和时代鸿沟等三个层面证明儒学已经“终结”了，而这种“终结”根源于儒学在一个世纪内所遭受的两次打击：第一次打击是新文化运动，虽对儒学冲击最为剧烈，但实际上效果最小。而真正给儒学以毁灭性的第二次打击则是来自传统哲学内部的儒学皈依者，其中“最能体现第二打击的，是杜维明（仅是例证）对儒家核心价值的挖掘”，杜维明被认为是“通过‘挖掘’埋葬儒学意义的典型”。这里我们撇开儒学是
f否真因“挖掘”而“埋葬”不论，单就其以认定传统儒学与现代汉语之不可通约为理据而宣判“儒学终结”，难免有武断和误判之嫌。与“儒学终结论”相反，多数学者对儒学发展的未来前景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在新世纪里儒学只要能找准立足点和生长点仍然会取得不断发展。而正是这种在新境遇中找到新定位的儒学显示了其新的理论生长点和融入现代中国社会进步的切入点。这是因为“儒学摆脱了这种状况（即儒学被凝固为国家意识形态，并被君主专制异化引者注），可以其所固有的伦理道德思想特质，作为一种文化类型和生活方式的传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