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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分流视角下明清中国的官商关系研究
作者：刘强来源：《财经问题研究》2015年第07期
摘要：本文将明清中国的官商关系放在东西方大分流的理论背景中考察，以构建的“重商”、“无为”、“抑商”三种官商关系为基点，梳理了官商关系在东西方大分流中的作用，并从贱商、重税和海禁三个方面分析了明清中国的官商关系。笔者认为，明清以来商人的社会地位显著提高，士商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政府对商人的税收并不比农民高，私人对外贸易也被纳入政府的管理范围中。政府逐渐从对经济的直接控制中退出，转而利用商人以达到目标。因此，与认为传统中国的官商关系是“抑商”的观点相比，明清中国的官商关系的实际更接近于“无为”。关键词：东西方大分流；官商关系；明清中国中图分类号：F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5）07001309一、官商关系与大分流大分流（TheGreatDiverge
ce）的概念首先由亨廷顿1提出，其含义是指文明之间的差异和冲突，而大分流最终为经济史学界所熟知，是因由美国历史学者彭慕兰2的著作《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以彭慕兰为代表的加州学派“把西方崛起的故事逆转了过来，不再将西方崛起看做是欧洲持续进步而其他地区停滞不动这样一个过程。他们认为在公元1500年前后的经济、科学技术、航运、贸易以及探索开拓等方面，亚洲与中东国家都是全世界的引领者。而那时欧洲刚走出中世纪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当时的欧洲要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文明，直到公元1800年才赶上并超过那些领先的亚洲国家”3。虽然，关于大分流的争论仍在继续，但大分流的故事显然要比西方崛起的故事更能反映世界历史的全貌，因为其既包括了西方崛起的故事，也包含了“没有历史的人民”在欧洲中心的世界史叙述模式下，非欧洲人民的历史被认为是原始的和静止的，世界史是一个欧洲文化制度扩散至全球的过程，是一个欧洲打破各地的封闭状态，将世界整合为一体的过程，因而非欧洲国家和人民没有历史。自18世纪末人们便尝试寻找因素，对东西方的大分流给予解释。地理生态环境、人口模式、制度（包括政治制度；产权保护、金融和经济组织等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等）、自由市场和贸易网络、农业发展、原工业发展、科学技术、社会结构、宗教与文化、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等表示东西方差异的变量或变量组合构成了大分流理论26。大分流的发生显然不是一两个变量作用的结果，本文不追求对大分流的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