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多年，是汉赋的发展期。在这一期间，由于文化政策的相对宽松，一改秦代以法为教、焚书坑儒的暴政，使得战国后期从楚国开始兴起的赋体文学，能够利用四海统一所提供的新的契机，融合南北的文明成果向前发展。但是，又由于在亡秦之后，百业凋弊，百废待兴，“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纯驷，而将相或乘牛车。②”所以当整个社会皆处于如此严重的饥馑之中
f时，自然是不可能谈得上文学发展的。到文、景之治，经过数十年休养生息，才逐渐形成富庶繁荣景象。而与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相应，赋体文学也必然是走着一条相对渐进的道路。另外，在当时占统治地位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也固然不会扼制汉赋的兴起，但也不可能为汉代大赋的产生与发展，创造优裕的条件与丰厚的土壤。鉴于上述，这一时期赋体文学在创作上，还大体继续以骚体赋为主流，在相对缓慢的发展进程中，逐渐显现向散体大赋的过渡与分流。而初步奠定汉赋体制的是枚乘的《七发》，《七发》在形式上采用主客问答的方式，中间虽然杂有少数楚辞式的语句，但就通篇来说是间有韵文的散文，在状物叙事上则带有铺陈夸张的特点。这都为后来司马相如等汉赋作家所继承、发展而形成固定的所谓“七体”的格局，因此《七发》在赋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二、鼎盛期西汉中期从武帝经昭帝至宣帝，九十余年间是汉赋的鼎盛期。这一时期，由于前几代帝王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政策持续发展，政权巩固，国力强大，疆域辽阔，封建皇权至高无上，统治集团已不再以省俭为本，他们大兴土木，起造宫室苑囿，游乐狩猎于其中，而汉赋的典型作品，即所谓的游猎、京都大赋就正是以统治阶级这样的物质生活为其直接的描写对象的。汉初萧何为汉高祖刘邦建造长乐宫、未央宫，刘邦感到豪华过分，萧何却回答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而汉代赋家写赋，正是用铺张扬厉的文字来颂扬贵族君主的生活环境和他们的享乐，又以其富庶繁盛来衬托汉家天子的威严，这正好适应了统治阶级说要尽情的享受，又要找出堂皇理由的虚伪心理。这样很快吸引了几乎所有的文士为之呕心沥血，殚思竭虑，驰骋才华，于是迅速出现了繁荣景象。仅据班固《汉书艺文志》中依照刘向在成帝时经过审查筛选，论而录之的六十一位有主名的赋家和九百三十篇赋作统计，这一时期就占了绝大多数。在赋的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