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两种社会发展的不同特征与实质，意识到身处资本主义工业化浪潮席卷中的中国社会变化的必要性与艰难性。欧洲各国近代二百年来，浩浩荡荡地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道路，迈入工业社会。同时又以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等手段进行全球性的殖民扩张。19世纪中叶，在西方坚船利炮的轰击下，天朝开始崩溃，中华民族出现危机。西方列强以不平等条约体系挟持着中国抛却数千年来建构的中华帝国的天下中心意识，被迫融入西方工业化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这也在客观上推动着近代中国逐步由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社会迈进，以西方为参照进行社会转型，走上“过渡时代”，体现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必然性和方向性。但是，处于数千年来农耕文明时代的中华帝国，在专制主义和伦理纲常禁锢下，历史的车轮徘徊不前。“寸步不进，跬步不移”。面对着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狂飙飞沙”的驱赶，被轰出中世纪，渐渐地进行“过渡”。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实现变革和转型，谈何容易，改变不可能一蹴而就。于是梁启超所处的中国时代正是像一叶扁舟置于中流，两头靠不着岸。在西学冲击下，梁启超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揭示。从政治体制角度来说，人们已然愤恨于君主专制的愚民之深，但是民主化与法治化还未能确立；从思想教育角度来说，文化知识分子已然对脱离社会实际的空洞学问而深恶痛绝，但是新式的思想文化和教育制度未能确立；从社会习俗与礼仪角度来说，人们对于传统伦理道德纲常和体现等级观念的社会礼仪心生厌恶，但是西方近代以来体现平等意识与进步观念的礼仪和规范未能取而代之。上述三个方面都体现了近代中国的过渡时代特性，也反映了社会转型的艰辛与困厄。梁启超立足于近代中国面对的千年未有之时代大变局，透析到了近代中国不得不拖着沉重的历史沉珂而举步维艰地突破“停顿”，在体现了他对中国“过渡”的方向性选择与时代艰难性认知的同时，更凸显了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爱国心切与切身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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