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方向没有指向广大的农村，而是主要在城市进行武装暴动。在根深蒂固的“城市中心论”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大小百余次起义，都以攻打和占领大中城市为中心，都失败了。
实践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并不符合中国国情。在反革命势力控制全国政权，掌握强大的反动武装并占据中心城市的情况下，城市无产阶级没有条件发展和壮大自己，从而改变敌强我弱的局面。在无产阶级的力量没有发展起来之前，通过在城市举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道路是不可能成功的。毛泽东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是对的。但在这个基本原则下，武装夺取政权的具体形式、具体道路，则基于各国条件的不同，而不应强求一致，应由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而定。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攻打长沙的计划受挫时，毅然率领起义部队向湘赣边界地区的井冈山进军，从而迈出了开创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第一步，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城市逐渐向农村转移。在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
就在毛泽东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同时，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仍在发展并不断左右着党的指导思想。由于受共产国际和我们党内存在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影响，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仍顽固坚持“城市中心论”。对于党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吸收大量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加入红军，共产国际认为，“大部分党员不是工人阶级成分，而是农民。……是十分不正常的”。受共产国际的影响，我们党的一些领导人也认为，“党的组织成分是农民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这是我党的绝大危机”！共产国际这种脱离中国实际，教条主义地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实际出发，对适合中国特的革命道路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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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大革命失败后，党仍然坚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表明党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点仍缺乏正确的认识。由于对中国国情缺乏正确的认识，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的问题，“不断革命论”影响了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瞿秋白在《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中指出，中国革命“首先便是……土地革命。彻底的土地革命……才是真正的国民革命”。但他同时又指出，“中国革命要推翻豪绅地主阶级，r